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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70年·政府机构改革|亲历者迟福林:改革建言:向公
2019-10-31 20:47:10 稿件来源:珍溪网

政府机构改革

自1981年以来,党中央进行了四次改革,国务院进行了七次改革,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沿着适应和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改革的主线,围绕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基本政府职能,体制改革的背景清晰可见。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在体制设置和职能配置上面临新问题。2018年2月,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系统和整体重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改革。

2018年3月23日,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规划》全文公布仅两天后,新成立的国家监督委员会正式揭牌并投入运行。这被视为党和国家机构新一轮改革的标志。(新华社)

改革建议: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自从我从事改革研究以来,政府改革和政府转型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例如,1984年,当我还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我就开始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1986年10月,我调到中央政府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从1987年到1990年,当我是海南省经济结构调整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时,我的优先事项之一是促进海南的“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我主持中央改革委员会工作已有27年,并举行了多次政府改革座谈会和国际研讨会。

从经济建设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中的作用,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线。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内居民公共产品全球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政府职能应该得到科学、严格的界定,使政府摆脱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参与,提供更多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公共产品。基于以上考虑,我提出并不断深化对政府改革和政府转型的研究。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此外,在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形成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应该成为经济建设和投资的主体。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重新定位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1月,中国改革委员会、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联合主办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讨论与政府改革和政府转型有关的问题。时任国家计委主任陈金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治国、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倪砥、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佘建明、副秘书长白鹤金、政治研究室主任郑新立等领导专家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政府改革”的演讲,提出了四个问题: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如何更好地履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如何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动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如何科学分析中国政府人员的素质结构及其对政府职能实现的影响?如何确保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下,中央和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

2003年的非典危机是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而,在危机的早期,由于各种因素,社会恐慌和社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虽然中央政府为稳定人心和社会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但也暴露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主体的缺失。

因此,2003年6月,我提出了“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相关建议。那年7月12日,我在北京主持了一个关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研讨会。在当时的背景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政府转型,一些专家不赞成,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批评了政府转型。例如,有一次我在南昌市做了一份学术报告,其中一位领导很困惑,“没有经济发展,政府怎么办?”

为了征求专家意见和建立共识,中国改革委员会在2003年至2006年期间举办了六次国际研讨会,讨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问题。我先后指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我国的改革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传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是不可持续的。呼吁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2006年前后,我先后提出了一系列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对相关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我认为,如果行政体制改革没有突破,就很难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6年2月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重点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建议将“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尽快讨论“十一五”期间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

我很高兴看到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都为“行政体制改革”投入了大量空间,明确指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

2008年3月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就“新时期推进全面改革的三点建议”发表了讲话。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我认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涉及政府和公共服务的转变,还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与过去30年相比,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需要更大、更迫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经济运行机制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制度保障。推进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关键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从而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解决腐败问题,关键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限制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解决制度与制度腐败问题,正确行使权力。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格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和官方评估机制。

2013年3月,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就“政府改革推动全面改革取得突破”的议题发表了讲话。之所以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提出这一建议,主要是因为党的十八大后,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释放发展潜力和改革红利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全社会对能否抓住当前政府转型的改革时间窗,以政府改革为切入点,实现全面改革的突破,寄予厚望。

2015年7月,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我们对“推进行政简政放权、管治结合、优化服务”相关政策措施实施情况进行了第三方评估。这是社会智库首次参与国家评估。8月15日,我带领团队共同完成了关于“推进行政精简下放改革——精简行政下放、管治结合、优化服务”政策执行情况的第三方评估报告。9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报告。我将代表研究小组,就参与对国家权力下放政策执行情况的第三方评估作一个简要报告。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监管转型滞后已成为深化政府简化和分权的突出矛盾。这主要表现在监管转型滞后的突出矛盾上,阻碍了行政精简和权力下放的改革。必须以监管转型为重点,形成深化行政精简和权力下放的现实路径。建议将监管转型作为深化权力下放改革的主要方向,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整体设计和系统重构,以促进更直接的“含金量”更高、社会效益更广、经济转型升级的行政权力下放。

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精简行政和下放权力为重点的政府改革仍然面临许多重大问题。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关键是关注行动,实施并看到结果。

(这篇文章是迟福林为2018年《中国经济周刊》撰写的)

编辑:陈冬冬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上)

《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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