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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史||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传播模式——以鲁迅所译《苦
2019-11-06 13:43:36 稿件来源:珍溪网

资料来源:山东外语教学,2017,(3):85-91。

出发地:语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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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象征》是20世纪上半叶诞生于日本的一部重要文艺理论著作。1921年,这本书的一部分在日本出版。

鲁迅选择“抑郁的象征”作为翻译,反映了他对这部作品质量的认可。

1921年,一旦《大萧条的象征》的前半部分在日本出版,中国翻译家全明(1921)的译本就在那个月出版了。即使在通信和出版设施极其发达的今天,它进入中国的速度也令人惊讶。从那以后,出现了钟云(1924)、鲁迅(1924)和丰子恺(1925)的译本,其中鲁迅和丰子恺的译本是全译本(1)。同一部作品的精译显示了它对当时学术界的吸引力。鲁迅选择“抑郁的象征”进行全文翻译不是偶然的,但主要归结为以下原因。

1.1中国文学翻译界重视并要求文学理论。

五四时期,在文学革命否定中国传统文学观后,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鲁迅认为中国处于“萎靡和闭塞”的状态(鲁迅,1993: 232)。一些学者指出,当时的“新潮”文学、问题小说和一些地方文学等。,或者是肤浅的,概念上的,或者是客观的描述,给出了对现实的直观和印象主义的描述。然而,1922年对自然主义的讨论和借用在理论和创作上存在偏见,未能真正解决新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是鲁迅当时面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现实”(方长安,2003: 138)。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借助外国力量进行变革。创作和翻译的理论意识日益增强。有意介绍和学习外国文学理论和翻译经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在考察文学研究机构的期刊《文学周刊》时,翻译和文学理论介绍的重要地位一目了然。钟云对白川村大厨文学思想的翻译分为16种期刊,钟云对白川村大厨文学创作的翻译分为3种期刊,张陈曦对九雄文学批评的翻译分为9种期刊。这些翻译大多出现在显著的位置。五四新作家不遗余力地介绍欧美各种文艺思潮,并翻译了许多新作品。然而,系统文学理论作品的翻译始于日本,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它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学理论翻译高潮的先锋。除上述作品外,还有李达对宫城新三部《日本文学现状》(1921)的翻译、罗迪对栗川《现代文学十讲》(1929)的翻译、张喜安对《与谢野馨散文》(1929)的翻译等。栗川的作品尤其引人注目。

1.2《忧郁的象征》中文学思想的魅力

《忧郁的象征》分为四个部分:创作论、欣赏论、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和文学起源。它有严格的理论体系。在书中,文学思想分为本质论、动机论和表达论。文艺的本质是生命力的自由表达。抑郁是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表达是一种广泛的象征(任咸频,2001: 69)。《抑郁的象征》借鉴和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柏格森的人生哲学、立普斯的移情理论等多种文学理论。,并结合了栗谷川自己对文艺本质的独特看法,鲁迅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这本书几乎不同于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武断决定,也不为普通文学理论家所复杂化。作者本人很有独创性,所以这本书已经成为一种创作,对于文学艺术,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理解”(鲁迅,1993: 232)。

《抑郁的象征》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文学艺术的审美自律,一方面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偏见有一定的疗效;另一方面,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的作家更经常在日本学习。他们对日本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接受是直接选择的,而不是通过翻译和介绍。可以说,他们有独特的条件。这群年轻人在文学研究会的“终身”文学处于鼎盛时期进入了文坛。他们回国后深受日本和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更加注重文艺自身的审美和自律,强调作者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们可以在痛苦的象征中找到理论基础:

“我们的生活是天地之间的普遍生活。然而,如果生命的力量包含在一个人或一个人身上,当它被这个人表现出来时,它就变成了个性并变得活跃。当内在燃烧的生命力量变成个性并发挥作用时,人们就受到内在需求的驱使,想要表达自己的个性,于是就有了创造和创造的真实生活。因此,可以说,白吉的生命的表达,也就是他的人格的表达,他的人格的表达,就是创造的生命。在真正意义上,所谓的人类“生活”,换句话说,所谓的“生活的快乐”(joy of life),可以在这种个性和创造性生活的表现中找到。如果个人完全否认每个人的个性,放弃并压制它,这就像安排相同类型的泥人。同样的事情也没有必要让他活着。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个人不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文化生活也不会建立,这已经是许多人的一句老话”(鲁迅,1973: 24)。

重视文学对生活影响的作家也能找到他们最喜欢的观点。例如:

“所以事情变成了这样,要不是祝贺了人民,或者老人的脉搏减少了,我们早就黄昏了,体验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冲突带来的痛苦和懊恼。......一方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一方参加了悲惨的战斗,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呻吟,或呼唤,或怨恨,或哭泣,但也常常陶醉于玩耍的快乐和赞美。这听起来像是文学艺术。对于生活,有着强烈的爱和坚持,至于虽然受了重伤,平静了血液,沮丧了,难过了,但不能释怀,忘记了,这时,人类发出的诅咒、愤怒、钦佩、钦佩、欢呼的声音,难道不是文学艺术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正朝着真、善、美的理想前进,向着生活的前进,向着前进的号角前进。袁弘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在这里,因为它有从天堂到人间永远移动的力量”(鲁迅,1973: 43-44)。

因此,《抑郁的象征》赢得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青睐。

1.3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便利性

中国和日本被一条水隔开。在古代,他们有频繁的交流和密切的联系。唐朝时,日本每年都派使者来中国研究中国文化。日本的食物、衣服和文字仍然带有中国文化的痕迹。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许多中国学生去了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创造社可以说是一群在日本学习的学生。鲁迅和周作人也在日本学习了几年。当这两个国家彼此毗邻时,它们在某些方面会自然地趋同,例如选择和接受不同的文学流派。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说,柏格森的人生哲学也受到了鲁迅等人的关注,但他们毕竟属于西方,仍然有一种与中国分离的感觉,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传播和接受。栗川白村吸取了西方多种文学理论,吸收了它们的理性核心,选择了符合东方思维和审美特征的因素,通过日本文化的过滤和作者的创造性发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因此,“抑郁的象征”比西方文学理论更容易引起中国作家的共鸣。正如晚清一位伟大的官员张之洞所说:“西文书籍非常多。在西方学习不重要的地方,东方人对它进行了删节,并相应地进行了修改。中东的情况在习俗上是相似的,容易复制和做,事半功倍,没有什么是太相似的”(张之洞,1998: 117)。

鲁迅在课堂和演讲中向学生和听众教授和推荐《忧郁的象征》的翻译是对作品及其文艺思想的认可。然而,报纸和期刊最终决定连载、发行单曲和广告翻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媒体的需求。这本小册子的重印无疑证明了第一版卖得很好,这是客观趋势造成的。本节将追溯当时翻译推广的不同途径。

2.1课堂教学

如果说郭沫若、郁达夫、程吴芳、郑岐伯等创造社的作家对栗川白村及其《忧郁的象征》的认同是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和对日本文化、文学和语言的渗透的结果,那么徐光平、臧克家、徐懋庸、胡风等都受到了《忧郁的象征》的影响,并归因于鲁迅的翻译。鲁迅翻译这本书花了不到20天的时间,这表明了他对这本书的热爱和尊重。在翻译过程中,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进行了讲座。1927年,鲁迅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讲堂教授这本书。这使得“抑郁的象征”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许秦文在《鲁迅翻译的《抑郁的象征》中提到,鲁迅在北京大学完成《中国小说简史》后,用《抑郁的象征》作为讲义。有许多学生参加了讲座,其中一些是选修课的学生,另一些毕业后在各地工作。演讲厅总是满座。鲁迅在课堂上的演讲“不仅是对这篇文章的机械解释,而且是对写作方法的多方面解释,也揭示了在任何时候写小说的一些经验”(许秦文,2007: 37)。女子师范大学学生罢工后,徐光平在给鲁迅的信中感叹道,“没有机会每周都去看《忧郁的象征》(鲁迅,1973: 105)。不难理解,参加讲座的学生不仅会受到自己的影响,还会继续以各种方式有意无意地传播这种影响。不难想象传播的范围。

2.2报纸序列化

另一种促进鲁迅翻译《忧郁的象征》的方法是《晨报副刊》。从1924年10月1日起,尚未翻译的痛苦的象征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晨报副刊》于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它主要出版小说、诗歌、散文和学术演讲。从所发表文章的风格可以看出,报纸副刊娱乐性和学术性的结合有以大众形式普及政治和学术问题的趋势。“晨报副刊”有四份传单,每天一份,每月一份。被称为“晨报副刊刻本”,并广泛销售。《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最好的副刊。与上海《民国日报》、《意识》、《新京报》和上海《时事新闻》的《邓雪》副刊一起,形成了四个有影响力的副刊。与发行量好、读者群广、影响力大的报刊合作,无疑扩大了《抑郁的象征》对不同阅读阶层的影响。

2.3单曲的发行和重新发行

介绍鲁迅翻译《忧郁的象征》的第三种方法是发行一本小册子。1924年12月,新浪潮协会出版了《抑郁的象征》。许秦文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大萧条的象征》的翻译“市场广阔,出版的书很快就卖光了”(许秦文,2007: 37)。鲁迅曾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这本书卖得很好,甚至在广州也卖过样品(鲁叔元,1985: 72)。这本书也是中国第一本用封面设计画画的文学书籍。“虽然家乡的封面大红袍比这个画得好,但它并不是专门为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的。当我出版这本小说集的时候,就把它复制下来,广为传播。这幅画完成后,鲁迅非常高兴和满意”(许秦文,2007: 37)。由此可见,鲁迅也非常关注单身问题的细节,书籍封面设计的新颖性在传播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因为这本书卖得很好,所以在短短几年内重印了很多次。

2.4演讲和广告

因为这本书“实质上很好”,鲁迅在他的演讲中也向学生推荐了这本书。1927年,鲁迅在广州智勇中学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阅读的演讲。谈到新文学的研究,他推荐了《新文学导论》(熊本义雄在这个房间里)、《萧条的象征》(栗川白村著)、《苏维埃俄罗斯的文艺辩论》(瓦兰斯基等人著)。这篇演讲经作者记录和校对后,于1927年8月18日、19日和22日发表在《广州共和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9、180和18l期)上。后来于1927年9月16日在《北信周刊》(第47期和第48期合并)上再版。

此外,在《语丝》和《新京报增刊》上刊登了介绍“抑郁的象征”的广告,在出版初期有优惠活动。1925年3月10日至23日《新京报》副刊广告全文如下:

“抑郁的象征”广告

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学理论,分为四章。现在我已经用通常笨拙而不苟言笑的方式翻译了它,没有删节或误译。印成一本书,五幅插图,实价50美分,出版前两周,特价35美分。然而,在此期间,暂时不允许批发。北大时尚俱乐部待售。

鲁迅的忏悔

2.5互文性写作

继《忧郁的象征》翻译之后,鲁迅开始翻译栗川白村的另一部作品《走出象牙塔》。在这部文学评论集的译者后记中,鲁迅高度赞扬栗川的“勇士”精神,批评他的国家“不冷不热、温和、妥协、虚伪、吝啬、傲慢、保守等世界条件”(鲁迅,1993: 242)。在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对栗川的介绍和对他作品的解释。例如,他在《上海文艺》一瞥中写道:“日本的黑山川有一次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作者的描述必须是他自己的经历吗?他回答说,不,因为他能观察。因此,如果他想写关于偷窃的文章,他不需要亲自做小偷。如果他想写通奸,他不需要亲自有外遇。然而,我认为这是因为作者在旧社会长大,熟悉旧社会的情况,习惯了旧社会的人物,所以他能够观察到。他将是无能的,或者对与他无关的无产阶级情况和人物作出错误的描述。因此,革命作家至少必须与革命分享他们的生活或深切感受革命的脉搏(左派联盟最近提出的“作家无产阶级化”的口号是对这一点的非常正确的理解。(鲁迅,1981: 300)。这是鲁迅1931年7月20日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演讲,后来发表在1931年7月27日和8月3日的《上海文学新闻》第20期和第21期上。

鲁迅在1933年11月2日给他的朋友陶康德的信中提到:“日本近年来从未见过像栗川这样的人。看今天的出版物,有星矢顺三郎的《欧洲文学》(Europa Literature),但很神秘。长谷川正忙于编纂完整的作品,以至于他观察得很深,他的作品也很晦涩。直到最近,他的作品才被禁过一次。然而,缺点是通常不容易理解和翻译。论文不时出版。它们很少被阅读、无味和随意。总之,社会和文学艺术没有好的批评家”(鲁迅,1976: 429)。据统计,鲁迅写了十多篇直接介绍给栗谷川白村的文章,并在不少于30个地方的其他文章中提到栗谷川(卢淑媛:1985,72)。在阅读鲁迅的文章和信件的同时,读者也接触到了哈奇白川村及其作品和文艺观点,这无疑扩大了哈奇白川村在中国的知名度,增加了读者对他作品的关注。

鲁迅翻译的《忧郁的象征》在中国可以广泛传播和接受,这是多种推广途径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如果一次只有译者或出版机构使用某一路径进行一次翻译,而没有达到某一频率、持续某一段时间、形成某一规模或在相对较宽的范围内成为相对稳定的形式,就很难称之为模式。这一部分将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全面考察外国文学翻译的传播,总结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传播模式。因为鲁迅的翻译在传播上是典型的,所以仍然以他对《忧郁的象征》的翻译为例。纵观外国文学翻译的传播,我们发现在一部作品的传播中使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模式是非常可能的,而不是使用所有的模式或不具备同时使用所有模式的条件。

3.1多元模型

在正常情况下,翻译主要通过单一途径在单行本或报纸上发表。一般来说,由于研究对象和学科知识的性质、规律和相互关系的深度,理论著作的内容不是直观的,而是抽象的。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学习需要对学科的深入理解。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出版单曲或报纸,能够阅读和接受“抑郁的象征”的人数可能会大大减少。然而,由于他作为一名教师和年轻教师的身份,鲁迅能够以各种方式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译文,从而使他能够拥有不同身份和阶层的读者。鲁迅在高校课堂上讲授“抑郁的象征”。这个面对面的讲座无疑可以解决一些理论工作的困难。史料证明鲁迅的演讲是成功的。这个翻译在当时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并吸引了远近的学生来听讲座。然而,连载报纸、单曲发行、演讲、广告和互文性写作已经将“抑郁的象征”扩展到了除年轻学生之外的其他阅读群体。

3.2大师模型

鲁迅在当时的地位和名气是其他翻译家钟云和丰子恺无法比拟的。与痛苦象征的其他翻译相比,鲁迅的翻译应该是传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翻译。尽管丰子恺作为漫画家和散文家越来越出名,但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是比鲁迅年轻的一代。鲁迅翻译的推广和传播也有名人效应。《大萧条的象征》不仅在20世纪20-30年代被多次重印,而且在21世纪被各大出版社密集出版。例如,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鲁迅的这部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鲁迅的选集和全集被多次收录。目前,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的翻译仍然是鲁迅的翻译,而其他版本很难找到。鲁迅作为作家、翻译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地位和影响使他的作品多次重印。然而,在现代研究论文中,“抑郁的象征”最常被提及的翻译是鲁迅和丰子恺的翻译。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版本具有可比性,也是因为这两位译者的名气和地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3需求模型

五四时期,迫切需要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来改造旧文学,建立新的规范。这一需求推动了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翻译。仅仅翻译是不够的,它取决于是否有读者,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读者对文艺理论作品的需求无疑加速了《忧郁的象征》翻译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并扩大了它的传播。鲁迅对《忧郁的象征》的翻译达到了预期目的,其传播的广度和广度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鲁迅的翻译风格以“努力”著称。如果没有必要,深奥的理论著作和笨拙的翻译,有多少人愿意咀嚼这样的“硬骨头”?即使有鲁迅的名人效应和各种各样的晋升途径,还有多少人能够学习、阅读和自愿实践鲁迅?因此,作品的传播,尤其是有一定困难的理论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

3.4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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